北京：一家社区卫生站的生存纪实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北京报道

　　新一轮医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据悉，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成为新医改的战略重点之一。

　　在中国城市中，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称社区站)并非新生事物，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它已经存在了近10年时间。

　　但被美誉为公众健康守门人的社区站，生存现状并不乐观：投入少、素质低、信誉差、生存难……

　　北京的社区站运营状况一直被公认为是全国领先，但实际情况同样不可乐观。有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北京市的四个老城区中，西城区只有2/5的社区站能养活自己；东城区只有1/10能养活自己；海淀区好一些，有一半的社区站能养活自己；朝阳区情况最好，基本都能解决温饱。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走访调查了北京地区的多家社区站，他们的境况差别较大，相比之下，一些对外承包式经营的站状况要好一些；而按照社区站的最初定位和模式进行规范经营的站，则困难较多，甚至有站长感慨说社区站的工作是“让好人伤心”。

　　社区站之职能：

　　服务健康还是变相卖药

　　10月的北京，云淡风轻。 老城区某社区站里，一位老人正在输液，年轻的护士陪坐一旁，闲闲地聊着。

　　当得知《中国经济周刊》要采访社区站的工作后，刚才还在一旁埋头工作的刘华(化名)站长情绪马上激动起来：“社区站的工作简直没法干，号称是福利性事业，但实际上做的是市场经济；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社会效益，可上面又不支持。这活太累了，好几次我都不想干了。可是要混吧，患者对我们又这么信任，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该社区站位于一个偏僻的街角，办公面积约100平米，门外车马冷落，行人稀少。“原来办公地点的地段好，就诊人次多，但我们付不起房租。没办法，为了降低成本，只好租了现在的房子。”刘华站长介绍说。

　　据了解，社区站的工作可以归结为“六位一体”—预防、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保健，承担了政府公共卫生领域里的大部分工作。尽管承担的职能和责任巨大，但社区站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并不理想，更无法与大医院相比，社区站的这种先天不足，为其工作和经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第一年，我们天天下社区，给居民免费体检，一万多张化验单，我们一张张都亲自送到居民家里。”因为工作量大，站里的工作人员经常夜里10点多才下班，“女同志胆子小，走在路上害怕；没有公交车就打车回家，自己掏钱，没地方报销。”说起当年的工作艰辛，刘华站长依然唏嘘不已。

　　至于外出出诊的交通工具，就是站里的公共财产—自行车，仅有的一辆自行车已经骑到散架。

　　“患者到医院去，有五六个部门共同提供服务，而我们这里总共才五六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护士还兼着药房的事。”

　　采访进行中，站里采购的药品运到了，刘华站长抱歉地中断采访，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出去搬药、盘库。

　　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社区站刚成立时，经常搞健康教育等普及活动，刘华站长是主讲，后来站长喉咙得了病，还做了手术。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赢得了居民的信任，就医人次逐渐增多，”刘华站长介绍说，“一些患者本来在大医院看病，只是到社区站来输液，但看我们服务好，就转到我们这里了。如到大医院就医，通常仅排队就要大半天，而等到就诊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三两句话就把患者打发了。不像我们这里，要仔仔细细地将病情解释给患者”。

　　但对于刘华站长来说，市场化的大环境对他也不是一点诱惑也没有，“我一个朋友也在做社区站，仅拔牙、按摩两项，就占站里一个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服务性项目，如查一次血糖才挣两毛钱，输液一次挣一块多。朋友笑我，说你老是输液打针，才能挣几个钱？可社区的的老百姓需要这些服务，我们不能不干啊。”

　　据刘华站长介绍，北京市好多社区站都实行人员外聘制度，包括外地的退休医生，但也一些社区站则是直接承包给外人经营，“他们瞎开，乱开，怎么挣钱怎么来，有的药方和药都不符……社区站可以赚钱，但不能变相成了卖药的！”刘华站长批评说。

　　社区站之收入：

　　工资医院发 奖金自己挣

　　刘华站长和同事的努力赢得了居民的信任，换来了社区站第一年数十万元的效益，但也因此招来了让他们气愤的事。

　　“原来医院(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看好我们社区站，给我们规定的提成比例较高，差不多有50%。但后来看我们效益好，他们便开始心理不平衡，把提成往下降，且不断地降，一直降到现在的不到15%。”刘华站长说。

　　据了解，社区站的医务人员的工资由医院负责发放，但奖金取决于自己的效益。“今年我每个月的奖金，最高时不到300元，最低时不到50元。人家在医院干，一个月的奖金比我全部的收入还多。”

　　刘华站长的不满还来自于社区站之间的对比。“好多社区站整天闲坐着不干活，冷冷清清的，没人去看病，他一个月的奖金为零；我拼死拼活地干，一个月奖金也就一二百元。你说有什么意思？”刘华站长为此与医院多次理论，但至今没有结果。

　　“午餐费也是个问题。以前根本没有饭补，我和医院吵了好几次，最近才给了，少得可怜，每人一个月不到40块钱，平均下来，一天都不够一碗面钱。”

　　社区站一直没有安装暖气，刚开始用空调，后来装了土暖气，但室内温度依然很低。“(冬天)看病时，我还得抽空到门口给炉子加煤，来看病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把他们冻坏了怎么办？”现在北京的天气一天天变冷，刘华站长很是发愁，“为这事，前两天我刚和院长吵了一架”。

　　据站里的一位医生介绍，刘华站长经常和他们的顶头上司——医院院长吵架，吵架原因很多，如让医院购买一辆新自行车的事，自从前一辆自行车散架之后，一直没有新车上岗。

　　社区站之最大烦恼：

　　领导要档案 老百姓要看病

　　“平时搞预防传染病讲座，医院的传染科不管，让社区站负责，一个月一次。而居委会又不配合，每次我们去社区讲课，还要买些水果什么的，给居委会送礼，否则人家不给组织。”刘华站长继续倒苦水。

　　为了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刘华站长和站里的医务人员反反复复爬居民楼，因为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人。而社区居民对公共卫生的不理解、不配合，让他们心理很不是滋味。“有的说我妨碍她做饭了，有的不让进门，有得干脆不理睬……都一把年纪了，爬楼就累得要死，遇上这些情况，心里更难受。”

　　但对于刘华站长来说，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这些，而是“领导的务虚”—“上级要求你建档案，可老百姓要你看病”。

　　刘华站长介绍说，他们负责的社区属于旧城区，居民老龄化严重，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低。“说是预防为主，实际上医疗才是大头。每天接待看病的患者就忙得不可开交，可上级却看重你建没建病历档案，逢年过节还得慰问军烈属”，所有这些公益活动，领导都要求拍照存档，“假大空的成分太多。”

　　站里的医生也纷纷对《中国经济周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健康档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劳民伤财”，大可不必。比如，户口虽在社区，但随子女住在郊区的老人；管辖范围内离社区站很远的老人；家庭困难，有病也硬抗着的老人等等，他们都不会到这个社区站看病，给他们建档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容易变成死档。

　　据刘华站长的经验看，一两千份的档案中，只有10%的病人过来看病。“就是为了领导检查时，方便，好看。”每次检查前，全站人员加班加点，填写表格，要花好长时间。“有的站一个月的流水，没我三四天的多。但上级检查时，他们的表做得比我们的好。他没病人，有的是时间去‘绣花’。所以，一遇到检查，我头就先大了三圈”。

　　据说下一次检查又快到了，刘华站长和一位医生的桌上都放着几本摊开的档案，趁着看病的间隙填写。

　　“唉，怎么着也得有人牺牲，”刘华站长叹口气说，“平时根本休息不了，压力特别大。去年全国社区卫生会上，一个广东的男医生委屈得都哭了。”

　　站里的一位医生用“崩溃”、“心力交瘁”形容自己的心情。“上面知道我们这种情况吗？上次XXX报的记者来采访，我曾问过他，他说上面知道。”采访结束时，这位医生认真地问记者。

　　(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社区站及其工作人员真实姓名)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遇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山东姑娘夏艳，听说记者在做社区卫生站的报道，她要求记者一定写写她妹妹在社区卫生站遭遇的鱼刺故事。

　　夏艳妹妹的“鱼刺故事”

　　我老家在山东省安丘市青云花园小区，今年夏天回家探亲时的一天午饭后，我在监督妹妹做作业，发现妹妹不停地咳嗽，她说是被鱼刺卡住了。我以为妹妹不想做作业，在找理由，就没理她。谁知晚饭后，妹妹仍然不停咳嗽，我才着了急。因为父母不在家，医院离家又远，于是我就带着妹妹到小区内的社区站拔刺。

　　一位30岁左右的医务人员了解情况后，赶忙让妹妹坐下张开嘴。“哎呀，没有灯！”医务人员不得已拉着妹妹就着日光灯观察，然后决定拔鱼刺；“哎呀，没镊子！”医务人员不得已找了把医用剪刀；再次就位后，“哎呀，没有压舌板！”不过，医务人员最终还是“象征性地”拔了两下。妹妹站起来说疼，吐了一口，血出来了。

　　于是，我只好带着妹妹又跑到附近的另一家社区站，医务人员看了看，不敢拔。

　　无奈之下，我决定还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