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退药”对于吃着五谷杂粮的百姓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以后再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不用再因为憷头大药方，怕花冤枉钱而不敢去医院了。此举对医生滥开大处方行为，肯定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与以前蛮横的“药品离柜，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相比，好歹也算是给了咱老百姓一点话语权。

　　然而，从少数实行“合理退药”的医院对外秘而不宣、不愿声张的态势看，“合理退药”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似乎还不容我们欢呼雀跃。这些推行“合理退药”的医院，之所以悄然进行、“声张地不要”，无疑是因为这种做法“触犯”了当前的潜规则。“大药方”之所以难以根治，之所以成为潜规则，无疑是因为“大药方”无论对医院还是对开药方的医生本人，都是好处大大的。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大药方”是医院经济效益的“源头活水”；在大比例提成的“诱惑”下，医生的职业道德也沦陷于“大药方”而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况下，“合理退药”的做法对于医院自身来说，无疑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谁要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但是跟自己过不去，而且更是跟所有的医院都过不去。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推行“合理退药”的医院，会不会遭到同行的排挤和报复，最终落得一个像阜阳市物价局长张洪钧被潜规则淘汰的下场，从而最终使“合理退药”胎死腹中而草草收场，尚不得而知。

　　再就是，“合理退药”的“合理”界限应该由谁来界定，也是一个问题。本医院医务处“审查”的胳膊肘往哪拐也很难说。如果硬说你退药的要求“不合理”，患者也只能大眼瞪小眼，没辙。再就是，“合理退药”必然要患者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最起码有能判断合理与不合理的能力。这对于所有患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额外的苛求。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大药方”都是大夫“亲手”开出的，而送“红包”也是医患之间一个潜规则。对于刚刚不得不违心地送了红包的患者来说，再去质疑大夫亲手开出的“大药方”，并要求“合理退药”，这显然是件比较难为情的事情，除非患者不要命了。

　　但是，毕竟不能因为困难的存在，就失去了把理想化为现实的勇气。最起码，“合理退药”给了公共政策制定者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启蒙。所以，让我们期待“合理退药”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