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自己诊断的准确性负责，经济学上叫做“辩护性医疗手段”，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误诊、处置不当乃至重大医疗事故，难免要受追究。而过度治疗和过度开支，医生却几乎用不着承担任何责任。抛开医德不论，应该说这符合“收益最大化、风险和成本最小化”这一普遍规律。

　　为规避责任、为个人收益增加而积极为医院“创收”，从而诱导过度治疗，与白纸黑字的账单造假按说不属同一性质。前者，隐含的是医生的自私与狭隘，最多被视为不道德；后者，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直接触犯法律。当笔者试图把两种行为分而论之的时候，却发现它们之间竟有着如此复杂、微妙的内在联系：

　　其一，二者的最终结果都造成医疗费畸高或节节攀高，使广大患者苦不堪言。其二，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由医生诱导的过度治疗实际上已具有欺诈性质。面对医生的过度“推销”，患者几乎丧失鉴别能力。其三，过度治疗常常会为医院炮制黑账单预备下一道绝好的“烟幕”。处方越大、自购药品越多、检查项目越昂贵，医院“搭车”开药、浑水摸鱼制造黑账单的方便条件也就越多。

　　过度治疗以及黑账单假如遇到穷人，大抵是要受到客观限制的。假如遇到富人，情况则大不一样。不难发现，当财富作用于过度治疗和黑账单之后，其三者关系竟变得如此扑朔迷离。

　　据媒体最新披露，天价医疗事件中，除医院开的收费单和自购贵重药品外，还有翁文辉在住院期间大规模、多次召集专家会诊的费用，总共数百万元。这个数目即使拿到发达国家，恐怕也让人瞠目。诚然，不惜重金抢救一个实际上已失去抢救价值的病人，可谓情意无价、孝心可鉴，但从“经济”上看，过度治疗则是肯定的。正是有了巨大财富支撑的过度治疗，驱使该医院在账单造价时利令智昏。殊不知，富人不仅拥有丰裕的钱财，也拥有动用各种力量查验和起诉医院的能力。

　　财富确有着神奇的力量。一轮又一轮的医改讨论，焦点多集中在大众看不起病。但人们似乎也忽略了一点：少数人手中拥有的巨大财富，其实也在暗暗作用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走向。

　　事实上，即便是穷人，也越来越相信金钱的作用，他们砸锅卖铁，也要凑齐给医生的红包。因为，当医疗信用、医德水平降至最低点后，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往往愿意不惜重金以确保医院的信用底线和医生的道德底线。然而，很多人都错了：面对贪婪的、已丧失基本廉耻心的某些医院，病人的“慷慨”非但换不来尽心、敬业，反而会加剧其账单造假的欲望。

　　相信威严的法律迟早要对医院黑账单说不。但是，对黑账单起着某种支撑作用的过度治疗倒成了“疑难杂症”，目前似乎无药可医。因为，过度治疗并非发生在一个医院或一个病例身上，它几乎已形成全社会通行的医疗理念和社会风气：药越贵越好、检查设备越高级越好、不该吃补药的盲目进补，还有什么洗肠洗血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