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古稀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94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106瓶。

　　“我这个不懂医学的人都知道，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100毫升，输血94次即输进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两次多，这可能吗？有必要吗？医生出手如此之狠，说明他们开大处方习以为常，根本不觉得这样做有违医德！”北京市民张先生感叹道。

　　心外科专家、水利部总医院原副院长马育光对此评价说：“作为同行，我们觉得也很惊讶。”“我觉得这创造了中国之最。”

　　“看病贵”刺痛着老百姓们越来越脆弱的神经。今年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表的审计报告再次令人触目惊心：2003年至2004年，卫生部所属10家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同时表明：在城镇，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患者应该住院而不住院；而“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则成为广大农民兄弟医疗现状的真实写照。

　　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

　　这位古稀老人的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563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9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老人的主治医生都感到困惑。

　　某省卫生厅厅长给记者讲过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揣着借来的2000元钱到省城大医院看病，第一天就把钱花没了，厅长无意中碰到他时，老实巴交的农民正攥着一打检查单据痛哭流涕。他告诉厅长说，有的检查他已经在县医院做过，可这里的医生要求必须重做。

　　记者调查发现，全国各地医疗机构正在上演着一场规模浩大的“军备竞赛”，大小医院争相进口最先进的医疗检查设备。设备越先进，收费越高，利润相应越大，从而导致医生非理性开单检查，患者“不该查的查了，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了”。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大型医疗设备使用频繁，但多数是在做“无用功”。经检查发现病症的只占检查人数的30％，远远低于卫生部要求的阳性率达60％的标准。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应该做的高价检查。

　　信息不对称逼出“自卫型患者”

　　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患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做哪些检查以及用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患者只能无条件服从。与此同时，人们有病都喜欢往大医院挤，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这些医院的门诊医生一天接诊患者少则几十名，根本没时间给患者详细解释病情、治疗应该注意的事项等问题。患者往往排了一上午队，最后却被医生三言两语给打发了，致使不少患者糊里糊涂地看病，糊里糊涂地交钱。

　　一旦有人坚持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患者家属就是考虑到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医生手中而不敢索要收费账单的。

　　俗话说“久病成医”。在全国一些地方，不幸的就医遭遇已经逼出了“自卫型患者”，他们或熟读医书或亲自记录诊疗过程，以防万一。在江苏省无锡市，自称“被逼成半个骨科专家”的60岁老人邹建中写下了18万字的《看病记录》，并据此为因医疗事故死去的母亲“伸了冤”。

　　这一极端事例不能不算是我国医疗界的悲哀。

　　
　　医疗监管还在“自己监督自己”

　　在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如果不是主治医生出于害怕“背黑锅”而站出来向媒体举报，此事可能会永远地被尘封起来。现实生活里，又有多少类似患者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被医院无情地“宰割”呢？又有多少医患纠纷被媒体披露出来从而引发社会舆论的公正“审判”呢？

　　患者的医疗安全该由谁来负责？医院的医疗行为该由谁来监管？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对于部分医院医疗行为的监管仍然存在真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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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人士认为：“从监管层面来看，现有机制是‘头痛医脚’。若把卫生行政部门看成‘爷爷’，则‘爷爷’怀里搂抱着医院这一自己的‘亲生儿子’；若把医院看成是‘老娘’，那么，她肚子里怀着纪检监察的‘婴儿’，一根‘脐带’牢牢牵着双方。”事实也印证了这句话。哈尔滨市的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自己组织的调查组对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结论是：“（对于该患者）医院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

　　对此，北京市某医院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忧虑地表示，如果不对现有的“以药养医”“自己监督自己”等医疗体制弊端动真格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将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