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俞卫东，１９６９年生，江苏海门人。上海医科大学法医专业苦读６年，１９９３年毕业至南京市公安局，从事现场法医工作３年。１９９７年在物证室工作，负责对干血、指甲、毛发等进行ＡＢＯ血型分析。１９９８年至今，从事ＤＮＡ研究和破案。   



［ＤＮＡ实验室］   

南京市公安局ＤＮＡ实验室始建于１９９８年８月，系江苏省公安厅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承担全市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及民事、行政案件中生物检材的检验鉴定任务，为侦破提供线索，为审判提供证据。中心先后投资４６０万元，装备有３１００遗传分析仪２台，３１０遗传分析仪１台，扩谱仪５台，有专业技术人员５名。目前正在进行全市犯罪嫌疑人ＤＮＡ数据库建设。   

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中心座落于南郊的铁心桥，与省第一监狱门对门。因为地处偏远，平日里总是人迹稀少，显得格外清静。每天早上８点半，俞卫东都会与同事们准时在市区等候班车。９点左右来到办公室，俞卫东就穿起白大褂开始工作。他的工作看起来一点都不神奇，差不多经常整天坐在电脑面前，分析着一组组莫名其妙的数据。有的时候则是站在仪器面前，摆弄着各种常人不懂的试管、试剂。不过，俞卫东的工作听起来可是够神秘的，他是南京警方的ＤＮＡ专家：能通过一根头发、一截烟头、一块血迹逮住犯罪嫌疑人。   



让ＤＮＡ锁定真凶   

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南京秦淮区发生了一起卖淫女被杀案件。刑警从现场提取了大量可疑材料，圈定了一个个可能与卖淫女有瓜葛的犯罪嫌疑人。面对着一堆肮脏不堪的卫生纸、避孕套，俞卫东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工作了好一阵子，确定了一系列ＤＮＡ。然而，刑警的调查却表明这些人都不具备作案条件。最终，只有一个现场材料无法确定主人，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这个案子上周刚刚破了！”俞卫东在接受采访时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接着介绍说，２０００年ＤＮＡ实验室的设备还比较差，不能将数据进行库存，更无法进行人与物的比对。２００１年，新设备来后，他们立刻将该信息保存进资料库。２００３年，全国公安ＤＮＡ数据库建设开始，库存资料立刻有了用武之地。通过比对，俞卫东很快发现杭州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卖淫女被杀案件，案发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与南京的凶案只相差两天！但是，杭州的这个案子也没有侦破，两地公安都意识到：对手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刘某因寻衅滋事，被带到派出所处理。根据规定，办事民警让刘某接受了ＤＮＡ取样。当刘某的血样送到法医中心时，俞卫东和同事们很快就发现刘某的ＤＮＡ与２０００年的卖淫女被杀案的库存ＤＮＡ一致！信息在第一时间上报给市局领导，抓捕刘某的命令很快就下达至南京的大街小巷。然而，刘某却已经离开了南京。南京公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两天的连续作战，终于将刘某擒拿归网。当天夜里两点多钟，刘某的血样被送到法医中心，俞卫东也被紧急通知来到实验室加班。十几个小时后，当检测结果终于出来时，俞卫东欣慰地笑了：铁证如山，这个坏蛋跑不了了！“为慎之又慎，我们反反复复做了三次高测试。”俞卫东告诉记者，当刑警将ＤＮＡ证据呈现在刘某面前时，一直妄图抵赖的刘某脸一下子就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法医其实并不神秘   

俞卫东是科班出身的法医高才生。学临床医学只要５年就够了，而法医却需要寒窗６年。问他当初为什么选择法医这一行？他说是因为好奇。“其实我们法医专业要学的比临床医学还多。我们毕业后，只有愿意，就可以成为毫不逊色的临床医生。而临床医生却未必能成为称职的法医。”事实上，俞卫东的同学有不少最终也改行当了医生，俞卫东却无怨无悔地追梦到了今天。   

我们外行总以为，法医就是专门与尸体、与案件打交道的，而实际上法医的分工也是很细的：比如说临床法医是负责伤残鉴定的，当你出了交通事故，当你被人殴打致伤，只有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才是合法的；比如说实验室法医是负责分析、研究的，包括病理研究、ＤＮＡ研究；只有现场法医才负责尸体鉴定、现场鉴定，这也是老百姓通常理解的法医职责。俞卫东当过３年的现场法医，见识过各种各样可怕的尸体。不过，他对此却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记忆。我们常人不能接受的血腥场面俞卫东都觉得不值一提，“因为我们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在学校就经历过实习。工作后至多接触腐尸的可能性多一些，其他也没什么。”俞卫东说这话时，全身上下都泛着只有医生才有的冷静和专业。   

无论古今中外，法医对于破案，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俞卫东介绍说，传统法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案件定性。如一旦有人非正常死亡，法医就必须对其死亡性质进行鉴定，尤其要区分是自杀还是他杀？二是死亡原因。是刀刺还是棒击？是掐死还是窒息？死亡时间也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案发时间这一关键问题。面对无名尸体、腐尸和碎尸，法医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只有法医认定了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刑警才有可能寻踪破案。三是病理分析。如一个生病的人忽然在吵架时死亡，法医就需要判断病情是否是此人的致命原因？如果对方利用了病人的特点，故意与其争吵致其死亡，那这个吵架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尽管法医在刑侦工作中的地位不可替代，俞卫东却还是坚持认为：在ＤＮＡ作用发挥之前，法医不可以真正破案。俞卫东的意思是，只有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才算真正破案，而ＤＮＡ正是定案的关键证据。   



ＤＮＡ并不是万能的   

什么是ＤＮＡ？   

ＤＮＡ是“脱氧糖核酸”一词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简而言之，ＤＮＡ就是生物的遗传物质。一个孩子，他的ＤＮＡ有一半必然来自父亲，另一半必然来自母亲。这是每一个生命都不可改变的基本规律。 

俞卫东是南京公安ＤＮＡ技术发展的见证人，他说南京的ＤＮＡ技术经历了四个阶段：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是初级阶段，只能用银染检测，肉眼观察，进行个案人工比对；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引进３１０遗传分析仪后，可以用荧光检测，也可以建立基础数据库了，但仍然只能做现场个案检测；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更先进的３１００遗传分析仪引进了，南京公安开始规律化建设犯罪嫌疑人ＤＮＡ数据库。记者采访时，崭新的ＤＮＡ自动化提取仪还未投入使用，俞卫东说：“有了这部机器，我们的工作量将大大减轻！”据了解，做ＤＮＡ实验是非常耗钱的事情。除了设备价值昂贵，试剂、枪头的消耗也不可小觑。“因为材料都是进口的，一次性的，做一个人至少需要两三百元，时间长达十几、二十个小时。而我们实验室目前已经投资了４６０万元，除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投入大，产出也大。俞卫东说，２００５年实际上是南京ＤＮＡ建库的第二年，但已经直接破案６起，参与破案１００多起，破案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公安部要求２００８年全国公安ＤＮＡ库要实验资源共享，到那时库存将多达几十万条，社会效益将非常显著。   

“ＤＮＡ破案决不是万能的。如果迷信ＤＮＡ，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俞卫东举例说，内蒙古自治区不久前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当地公安无法认定尸主，但怀疑他就是某案的受害人。为打消疑虑，当地特意前往公安部进行ＤＮＡ鉴定，公安部出具的报告表明：尸体的线列体与受害人是一致的。因为缺乏相当的科学知识，当地公安误以为公安部的报告等于认可了被害人，便想当然地定了案。谁知时隔不久，那个“被害人”却忽然出现在村人面前，把大家吓了个鸡飞狗跳。俞卫东解释道：“随着ＤＮＡ知识的普及，许多老百姓都知道了唾液、指甲、毛发、精斑等可以确定ＤＮＡ，一些犯罪分子也学会了利用ＤＮＡ知识混淆现场的伎俩，比如故意将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烟头扔在现场，故意将准备栽赃者的物品带到现场等等。在此情况下，公安干警如果仍然简单地以ＤＮＡ判案，一定会冤枉好人！”   

因此，俞卫东始终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他做实验总是小心再小心。直到准确无误了，才敢在实验报告上签上名字。“ＤＮＡ俗称‘血指纹’，是非常可靠的生物证据。但任何一桩案件都必须依靠各警种协同作战才有可能大白于天下，其中各种证据的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更是缺一不可！”说到这里，俞卫东更加严肃起来。